六月。

我在巴黎已经待了七个多月。

长期留任的合同通过了。新的劳动合同从七月一日起生效，期限三年。薪资调整为巴黎本地标准，加上亚太区域项目的管理津贴——年收入大概是国内的两倍半。

不算财务自由，但足够一个人在巴黎活得体面。

顾瑜在我签合同那天下午路过我工位，放下一瓶红酒。

"恭喜。"

"又是买多了？"

她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秒。

"......是的。"

转身走了。

小黎在旁边压低声音："顾姐从来不喝红酒，她酒精过敏。这瓶是专门买的。"

我看了看那瓶酒——波尔多产区的，小黎说价格不便宜。

"替我谢谢她。"

"这种事你自己去说效果更好。"

"......别闹。"

"谁闹了？我这是给你出谋划策。"小黎摊手，"你在巴黎人生地不熟，需要一个本地向导。顾姐在这儿待了五年了——你自己想想。"

"我法语够买菜了，不需要向导。"

"你昨天在面包店把'一根法棍'说成了'一根大腿'——Claire，就那个面包店老板娘——她跟我说的，她笑了一上午。"

"......"

这件事我不想回忆。

但我得承认，在巴黎的这七个多月，我确实比过去二十八年的任何一段时间都活得轻松。

不是因为赚得多了。

是因为轻了。

那种长期压在肩膀上的东西——叫"责任"也好，叫"枷锁"也好——终于被我放下了。

不是扔掉，是放下。

放在一个我看得到、但够不到的位置。

远远地看着它，然后自己往前走。

——

六月中旬，公司安排了一次回国出差——上海。

项目需要跟亚太区的合作伙伴做一次现场对接，时间是一周。

我订了机票。上海。

不是老家。

但——距离老家只有两个小时的高铁。

季舟在上海机场接的我。

七个多月没见，他从接机口跑过来的时候——跑了两步就开始喘。

"你......你怎么胖了这么多？"

"巴黎的面包太好吃了。"

"胖了多少？"

"十二斤。"

他上下打量了我一遍，表情从嫌弃变成了某种复杂的满意。

"好看了。以前跟个竹竿似的，现在至少像根甘蔗了。"

"......你是在夸我吗？"

"夸啊。甘蔗比竹竿值钱。"

他帮我拎行李箱，走出航站楼。

六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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